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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律說法|網絡主播與平臺公司是否構成勞動關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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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共享經濟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一批線上教育、共享員工、直播帶貨等數字經濟新業態。這其中,直播帶貨與我們生活最為密切。隨著直播行業的持續繁榮,網絡主播已然成為了當下不少年輕人新的就業選擇。涉及主播合同糾紛的案例也越來越多。筆者結合2個浙江寧波仲裁案件,嘗試分析下網絡主播與平臺公司是否構成勞動關系的考量。

    【案例】

    案件1:2022年3月24日肖某經金某介紹進入A公司,從事帶貨主播工作,直播平臺為某音,帶貨產品為海鮮類干貨小零食。入職后,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A公司也未為肖某繳納社會保險。肖某在職期間在釘釘中進行考勤打卡,打卡需進入A公司所在的大廈進行。根據釘釘后臺考勤顯示,肖某4月份出勤25.1天,5月份出勤11天。肖某直播所在地點為A公司,直播設備與產品均由A公司提供,具體直播時間也由A公司安排確定。A公司的某音平臺賬號為“某魚仔旗艦店”,賬號作品中還留有肖某錄制的視頻和直播的畫面,該某音店鋪的商家資質顯示營業執照、食品經營許可證與A公司一致。肖某最后工作至2022年5月12日,但A公司僅發放了2022年3月24日至3月31日的工資,未發放2022年4月至5月12日的工資,肖某提出仲裁請求,表示其日工資為200元,請求A公司支付2022年4月1日至5月12日工資7570元。A公司辯稱肖某和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其無法證明其月工資標準。后仲裁委支持了肖某的仲裁請求,裁決A公司向肖某支付拖欠工資7570元。

    案件2:2020年9月16日,楊某經朋友介紹接觸到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雙方簽訂了為期兩年的《主播合作協議》,由楊某擔任公司網絡主播,每天播4小時,一個月播26天,直播時間和直播地點由楊某自行決定,公司并不干涉。協議約定,公司按期與楊某結算薪酬,每月保底4000元,達到相關條件后按照平臺賬戶收入的一定比例發放提成。另外,協議中約定楊某未達到直播時長需倒扣底薪,楊某作為公司的簽約主播,只能在甲方所有或有權開播的平臺和工會擔任主播,否則公司有權取消其主播資格并要求其支付違約金。協議到期前一個月任何一方均可提出書面續約通知,經雙方同意重新簽訂協議。

    2020年9月16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間,楊某使用公司提供的某音賬號先后在公司提供的地點和自己家中進行直播。公司按照《協議》約定通過微信轉賬及紅包方式每月向楊某支付薪酬8000余元。2021年10月底,公司提出因楊某當月直播時長不夠需扣除部分提成和保底,之后,雙方未能就薪酬結算達成一致意見。2021年11月起,楊某不再直播并以公司未為其繳納社會保險,無故克扣工資等理由要求解除雙方協議,并提起仲裁申請,要求公司支付工資、未簽勞動合同雙倍工資、繳納社會保險等。

    后仲裁委多次組織雙方調解,最后,公司同意按照實際直播時長支付楊某2021年10月薪酬3000元。

    案件來源:寧波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2022年勞動爭議十大典型案例

    【評析】

    2個仲裁案件,都涉及直播帶貨與平臺公司,前一個認定為勞動關系,后一個卻認定不屬于勞動關系。

    案件1表面上看是申請人向被申請人追索拖欠工資,但其實質為肖某與A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辨析。目前,仲裁實踐中,網絡主播大多與單位之間缺乏管理與被管理的屬性,較難被認定為勞動關系。本案申請人肖某雖然也是一名普通的帶貨網絡主播,但其工作性質與一般的帶貨網絡主播并不一致。常見的帶貨網絡主播會與不同產品的廠商簽訂推廣協議,向其粉絲團體推薦、推銷不同的產品。但是本案申請人肖某系被申請人A公司雇傭,由A公司管理,上下班進行考勤打卡,根據A公司的要求改進直播內容,只在直播中推銷A公司的產品。

    根據《關于確立勞動關系事項的通知》(勞社部〔2005〕12 號)第一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首先,雙方均有適格的主體資格。其次,肖某為A公司工作,并接受A公司的考勤管理,故A公司與肖某之間存在較為明確的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最后,A公司營業執照經營范圍“一般項目:…食品互聯網銷售…;許可項目:演出經紀;營業性演出…”,肖某從事網絡直播銷售海鮮干貨屬于A公司的業務組成部分,并以此獲得勞動報酬。故雙方雖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符合勞動關系法律特征,仲裁委認定肖某與A公司之間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從而支持了何某的仲裁請求。

    案件2的爭議焦點為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被申請人是否拖欠勞動報酬。首先,從內容看,楊某與公司簽訂的《協議》并非勞動合同,依據的是民事相關法律,系平等主體之間就開展網絡直播活動、提供經紀服務等事項的約定,雙方沒有訂立勞動合同的合意。其次,從收入來源及分配方式看,底薪并不是楊某收入的主要來源,楊某網絡直播賺取的費用需按《協議》約定比例進行收益分成,即公司也要從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分成費用,以上雙方這種收益分配方式與勞動關系中由用人單位支付各類費用有著本質區別。最后,從工作內容及工作模式上看,楊某直播的賬號系公司在第三方直播平臺上注冊提供,楊某也不需要去公司的辦公地點進行考勤打卡,且直播時間段由楊某自主掌握,公司并不加以干涉,雙方之間也不存在勞動法意義下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管理關系。綜上,雙方缺乏人身依附性和經濟從屬性,也不符合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仲裁委認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但是,在仲裁案件辦理過程中也發現,公司在相關費用發放上存在瑕疵及不合理之處,后在調解下,雙方達成一致協議,握手言和。

    【說法】

    認定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屬于合作關系還是勞動關系,應當考察雙方協議所設立的權利義務內容以及實際履行情況,并從身份關系性質、收益分配方式、協議事項屬性三個方面把握和分析區別。

    一、人身從屬性。從身份關系性質上看,主播直播活動是否依據平臺公司指令進行,受到公司管理約束,有無超出平等主體間合作關系的權利義務范疇。直播間、直播設備是否名義上為租用、借用,但實際上系公司統籌安排,直播時間段是否由公司限定,每天、每月直播時長是否均須符合公司要求,對直播活動是否缺乏自主決定權,是否可以自行選擇直播場所和地點,無需到平臺公司指定的辦公地點直播,雖然對最低直播時長及內容進行了約定,但實際上主播是否可以自行決定直播的時長及每次直播的主題內容。公司是否針對遲到、早退、缺席、請假等事項規定了考勤管理制度,針對直播任務完成情況規定了考核獎懲制度,主播是否須受用人單位規章管理制度約束,服從公司管理。

    二、經濟從屬性。從收益分配方式上看,主播收入是否由公司安排或發放,還是說取決于粉絲打賞的金額,是否并非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合作分配模式,收入是否具有勞動報酬性質,是否明確約定主播保底工資標準、社保繳納情況等。

    三、組織從屬性。從協議事項屬性上看,主播的直播工作是否屬于公司生產組織體系、業務范圍的組成部分,是否并非合作關系下獨立從事業務或經營活動。直播業務是否與公司的生產、收益密切相關,直播工作成果是否屬于公司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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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彬彬律師的頭像俞彬彬律師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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