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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幫信罪”若干疑難問題解析與辯護路徑展示

    “幫信罪”若干疑難問題解析與辯護路徑展示

    “幫信罪”若干疑難問題解析與辯護路徑展示

    文/程虎

    前 言

    近年來,特別是2020年10月起全國“斷卡”行動以來,檢察機關起訴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案件上漲呈“井噴”態勢,目前已成為各類刑事犯罪中起訴人數排名第三的罪名(前兩位分別是危險駕駛罪、盜竊罪),涉案人員呈現初犯化、學生化趨勢。高發態勢值得我們去深研此罪,尤其是在認定上仍然存在諸多爭論的現今。本文對此罪的若干疑難問題予以解析并從不訴案例中展示辯護路徑。

    一、幫信罪若干疑難問題解析

    (一)幫信罪是幫助犯的正犯化抑或幫助犯的量刑規則

    所謂幫助犯的正犯化, 一般是指刑法將某些本應當屬于共犯中的幫助犯行為直接獨立規定為正犯行為, 并且對其設置了獨立的法定刑, 而脫離于正犯行為。關于幫助犯的正犯化, 理論上存在三種分類, 分別為幫助犯的絕對正犯化、幫助犯的相對正犯化與幫助犯的量刑規則三種情形:

    幫助犯的絕對正犯化(典型的幫助犯的正犯化),是指幫助犯已經被分則條文提升為正犯,與其他正犯沒有任何區別,只不過分則條文可能使用了“幫助”、“資助”、“協助”等用語的情形。

    幫助犯的相對正犯化,是指幫助犯是否被提升為正犯不可一概而論,需要獨立判斷幫助行為是否值得判處科處刑罰的情形。換言之,在這種場合,幫助犯既可能被正犯化,也可能沒有被正犯化。在沒有其他正犯的場合,幫助犯是否值得處罰,取決于該幫助行為本身是否侵害了法益以及侵害的程度。例如,《刑法》第358條第1款規定了協助組織賣淫罪。

    幫助犯的量刑規則,是指幫助犯沒有被提升為正犯,幫助犯依然是幫助犯,只是因為分則條文對其規定了獨立的法定刑,而不再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幫助犯(從犯)的從寬處罰規定的情形。在刑法分則對幫助犯設置獨立的量刑規則時,不能再將幫助犯作為正犯來看待,其依然是幫助犯,只不過按照實行犯來正常處罰,不得按照從犯從寬處罰(即不得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關于幫信罪究竟屬于幫助犯的何種入罪模式?筆者認為,幫信罪的本質是幫助行為的相對正犯化。

    首先,幫信罪并非幫助犯的“量刑規則”

    張明楷教授認為,《刑法》第287條之二第1款規定的幫信罪是幫助犯的量刑規則。[1] 亦即,成立幫信罪須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反之就不成立幫信罪。

    對此問題,我們應回歸現實需求與立法目的去溯源考量。關于增設“幫信罪”的立法目的是考慮到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傳統的犯罪模式從線下轉到線上,尤其是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財產類犯罪與日俱增,在主犯難以抓捕打擊的情況下,又沒有其他依據能給那些幫助者進行定罪量刑,這就導致此類犯罪愈發猖獗,公民財產利益嚴重受損。為了更有效的打擊犯罪,保護群眾的財產和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時候,一個新的思路得以那產生,那就是能否通過切斷網絡犯罪的運輸線,消除掉電詐網賭所帶來的影響。而這也正是新增“幫信罪”的原因與契合現實司法實踐提供法律支撐之需要。

    倘若堅持認為幫信罪是只是量刑規則,在現今司法實務中不乏持共犯“完全共同說”(二人以上最終在定性與定罪上的共同)語境中,在被幫助對象所實施行為在客觀方面屬于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行為,但未達到相關犯罪的入罪門檻或者行為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就不能以刑法第287條之二規定的幫信罪論處;又比如在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尤其是提供“點對多”幫助的場合,各個被幫助人均未達到上游犯罪入罪門檻但累計達到的情況下,相關“幫信人”就無從定罪處罰。但從法益侵害性角度比較,這與“點對點”提供幫助并達到上游犯罪入罪門檻的侵害性并無二致,但在上述場合亦有必要以幫信罪予以規制。

    從司法實踐看,對于鏈條化的網絡犯罪,要將整個犯罪鏈條一舉摧毀,將鏈條頂端實施網絡詐騙、網絡洗錢、網上開設賭場等犯罪的人抓獲往往比較困難,容易及時抓獲的是販賣“兩卡”的幫助者。在被幫助者未到案的情況下,要查清其犯罪的具體情況、幫助者與被幫助者的具體關系,亦幾無可能。持“量刑規則說”顯然會不當的大幅限縮幫信罪的成立范圍,有悖立法目的與現實需求。

    其次,本罪亦非幫助犯的“絕對正犯化”

    理論通說認為,幫助犯的絕對正犯化會產生三個法律效果:(1)從定罪角度來說,幫助犯被正犯化后,不再以正犯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為前提。(2)從量刑角度而言,幫助犯被正犯化之后,不再按照刑法總則規定的從犯處理,不得適用《刑法》第27條關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而必須直接按分則條文規定的法定刑處罰,這便沒有免除處罰的可能性。(3)從對他人定罪量刑的角度來說,幫助犯被正犯化后,由于原本的幫助行為被提升為正犯行為,故對該正犯行為的教唆、幫助行為又能成立共犯(教唆犯與幫助犯)。

    一方面,倘若認為幫信罪是幫助犯的絕對正犯化,那么就不再以上游犯罪人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為前提,只需行為人實施了幫信罪中的構成要件行為就應以此罪定罪處罰,出于司法的惰性與現實考量,就無需且不必去追查與深挖上游犯罪人,這顯然與立法目的不符。

    另一方面,倘若認為幫信罪是幫助犯的絕對正犯化,由于幫助犯是幫助正犯者,那么對幫信行為的教唆、幫助行為又能成立幫信罪的共犯(即幫信罪的教唆犯或幫助犯),幫信罪原本就是一個輕刑化的罪名,這就會不當的擴大幫信罪的處罰范圍,造成幫信罪司法適用上的泛濫化勢向,有悖立法旨趣與刑法本應具有的謙抑性。

    最后,根據刑法條文相關規定與司法解釋,闡明了幫信罪是幫助犯的“相對正犯化”

    如上所述,幫助犯的相對正犯化是指是否被提升為正犯化不可一概而論,需要獨立判斷幫助行為是否值得判處科處刑罰的情形。例如,《刑法》第358條第1款規定了協助組織賣淫罪,為他人組織賣淫所實施的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是否成立此罪,一方面取決于正犯是否實施了組織賣淫的行為,另一方面在正犯沒有實施組織賣淫的行為時,取決于協助行為本身是否嚴重侵害了社會管理秩序。因此,此罪就屬于幫助犯的相對正犯化。

    幫信罪即是如此,一方面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款規定之罪狀有二個關鍵語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與“情節嚴重的”,即一方面是被幫助人在客觀上實施了信息網絡犯罪(當然這是針對上游行為的不法性層面而非最終的有責性層面,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9年司法解釋》)持此立場),同時還要求達到“情節嚴重”標準。

    另一方面,依據《2019年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但相關數額總計達到前款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應當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鄙鲜龇l與司法解釋彰顯幫信罪既有量刑規則性“模樣”,同時亦有其自身成罪的相對獨立性特征。換言之,幫信罪在某些場合并不以上游犯罪事實客觀實際發生與犯罪事實查實為前提。盡管幫助行為“相對正犯化說”較“量刑規則說”在適用范圍上有所擴張,但司法實務中完全可以通過刑法規定的“情節嚴重”的入罪條件來控制處罰范圍。故將幫信罪歸類于幫助行為的“相對正犯化”具有鮮明的理論與實務價值。

    (二)幫信罪的“主觀明知”

    1.關于明知“內容”的問題

    對幫信罪行為人主觀上對被幫助對象的具體實施行為的判斷,即明知的內容上有三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采納“確定性認識說”,認為行為人對被幫助對象實施具體的違法犯罪行為要有確定性認識,即不能僅僅主觀上認為被幫助對象實施了違法犯罪行為,還要對可能涉及的罪名、犯罪經過有主觀上的認知。第二種觀點采納“概括性認識說”,認為行為人對被幫助對象實施的具體違法犯罪行為不要求確切、確實地知道,只要具有概括性的認知即可。第三種觀點采納“確定+概括性認識說”,認為行為人對被幫助對象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包含“確切知道”和“概括知道”兩種。

    鑒于當前的理論通說與司法實務,筆者認為應持“概括性認識說”,即行為人對他人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有概括性的認知即可,無需確知他人究竟實施何種信息網絡犯罪。如明知上游犯罪人的具體犯罪行為仍然提供幫助行為的,依據共犯理論,則成立上游犯罪的共犯,這也是幫信罪與上游犯罪的關鍵界分點。

    2.關于明知是“事前、事中和事后明知”的問題

    當前的理論通說、司法實務以及相關規范性文件傾向于幫信罪僅包含事前、事中的明知,不包含事后明知。[2] 幫信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簡稱掩隱罪)及洗錢罪的本質區別應當是前者屬于事前、事中幫助,而后二者系事后隱瞞。共同犯罪的故意仍應限于事前、事中對特定犯罪或特定范圍內的犯罪形成犯意聯絡。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只有事前共犯、事中共犯,共犯關系只能在既遂之前形成。而掩隱罪及洗錢罪是贓物犯罪,就是犯罪既遂之后對贓物的處置行為,本質上就是把犯罪所得贓款贓物“洗白”。如此,幫信罪中的“明知”就只能形成于上游犯罪既遂之前,而掩隱罪及洗錢罪則形成于上游犯罪既遂之后。

    另據2022年3月22日《關于“斷卡”行動中有關法律適用問題的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斷卡”紀要二》)第五條規定:“行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下,又代為轉賬、套現、取現等,或者為配合他人轉賬、套現、取現而提供刷臉等驗證服務的,可以掩隱罪論處。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實施其他行為,達到情節嚴重標準的,可以幫信罪論處?!?/p>

    3.關于明知需達到何種“程度”的問題

    依據《“斷卡”紀要二》:

    “一、關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理解適用。認定行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即要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既往經歷、交易對象、與信息網絡犯罪行為人的關系、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的時間和方式、獲利情況、出租、出售“兩 卡”的次數、張數、個數,以及行為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同時注重聽取行為人的辯解并根據其辯解合理與否,予以綜合認定?!?/p>

    綜上,幫信罪的主觀明知程度,既不能在實體要件上寬松,也不能在證明上降低標準。既要防止司法實務中片面倚重行為人的供述認定明知;也要避免簡單客觀歸罪,僅以行為人有出售“兩卡”行為就直接認定明知。特別是對于交易雙方存在親友關系等信賴基礎,一方確系偶爾向另一方出租、出售“兩卡”的,要根據在案事實證據,審慎認定“明知”

    另在主觀明知的證明效果上,應注意貫徹存疑有利被告人原則。在無法充分證明行為人對被幫助者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具有確定性或高度蓋然性認識,無法排除行為人只有程度較低的可能性認識時,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幫信罪的主觀明知。

    (三)“情節嚴重”的認定

    《2019年司法解釋》列舉了部分“情節嚴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幫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一)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二)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三)以投放廣告等方式提供資金五萬元以上的;(四)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五)二年內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受過行政處罰,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六)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的;(七)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斷卡”紀要二》對于情節嚴重的解釋,部分有了新的標準,具體而言:

    1.“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

    《“斷卡”紀要二》明確了該項司法解釋應當理解為:分別為三個以上行為人或團伙提供幫助,且被幫助的行為人或團伙組織實施的行為均達到犯罪程度。明確為同一對象提供三次以上幫助,不屬于該項司法解釋規定的“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

    2.“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

    關于“支付結算”的認定有了新的標準?!丁皵嗫ā奔o要二》對2019年司法解釋中的“支付結算”進行了專業法律定義和限制,即:行為人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接收電信網絡詐騙資金,但行為人未實施代為轉賬、套現、取現等行為,或者未實施為配合他人轉賬、套現、取現而提供刷臉等驗證服務的,不宜認定為2019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的“支付結算”。今后行為人單純的提供銀行卡的行為,不再認定為是一種“支付結算”的行為。

    3.“違法所得一萬元”

    《“斷卡”紀要二》明確了“違法所得”應理解為:行為人為他人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由此所獲得的所有違法款項或非法收入。行為人收卡等“成本”費用無須專門扣除。

    4.依據2020年《關于深入推進“斷卡”行動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斷卡”紀要》)規定:“利用被出租、出售的電話卡、信用卡實施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造成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死亡、重傷、精神失常的,符合2019年司法解釋第二十條規定的以“情節嚴重”處理?!?/p>

    5.依據《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下列幫助之一的,可以認定為《2019年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的“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一)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5張(個)以上的;(二)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20張以上的。

    6.根據《“斷卡”紀要二》規定: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實施電信網絡詐騙,達到犯罪程度,該信用卡內流水金額超過三十萬元的,按照符合《解釋》第十二條規定的“情節嚴重”處理。在適用時應把握單向流入涉案信用卡中的資金超過三十萬元,且其中至少三千元經查證系涉詐騙資金。行為人能夠說明資金合法來源和性質的,應當予以扣除。

    (四)幫信罪的罪數

    根據《“斷卡”紀要二》的相關規定:

    1.關于正確區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與詐騙罪的界限

    在辦理涉“兩卡”犯罪案件中,存在準確界定前述三個罪名之間界限的問題。應當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明知內容和實施的具體犯罪行為,確定其行為性質。以信用卡為例:

    (1)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參加詐騙團伙或者與詐騙團伙之間形成較為穩定的配合關系,長期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轉賬取現的,可以詐騙罪論處。

    (2)行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下,又代為轉賬、套現、取現等,或者為配合他人轉賬、套現、取現而提供刷臉等驗證服務的,可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論處。

    (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實施其他行為,達到情節嚴重標準的,可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論處。

    2.關于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四件套”行為的處理

    行為人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四件套”(一般包括信用卡,身份信息,U盾,網銀)數量較大的,可能同時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皵嗫ā毙袆又衅偏@的此類案件,行為人收購、出售、出租的信用卡“四件套”,主要流向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或人員手中,用于非法接收、轉移詐騙資金,一般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論處。對于涉案信用卡“四件套”數量巨大,同時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構成要件的,擇一重罪論處而非數罪并罰。

    3.關于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的行為,可否以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問題

    《刑法修正案(五)》設立了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該罪的相關司法解釋將入罪門檻規定為1張(套)信用卡。其中的“信用卡信息資料”,是指用于偽造信用卡的電子數據等基礎信息,如有關發卡行代碼、持卡人賬戶、密碼等內容的加密電子數據。在“斷卡”行動破獲的此類案件中,行為人非法交易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在于直接使用信用卡,而非利用其中的信息資料偽造信用卡。故當前辦理“斷卡”行動中的此類案件,一般不以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追究刑事責任。

    二、不起訴案例展示

    查閱、收集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簡稱“幫信罪”)的無罪不起訴案例對律師辦理此類案件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作出不起訴理由主要有“法定不起訴”“酌定不起訴”“證據不足不起訴”。本文歸納的不起訴類型主要是“ 法定不起訴”和“證據不足不起訴”。

    本文通過北大法寶、威科先行等相關判例搜索平臺,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不起訴決定書”等關鍵詞進行檢索,篩選并歸納出司法實踐中15類常見的不起訴理由,分別是:

    1.在案證據為言詞證據,無其他實物證據與之印證,無法證實行為人主觀上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或者客觀上實施了幫助行為

    2.在案證據不能證實行為人為電信詐騙犯罪提供幫助的支付結算金額達到20萬以上,也不能證明行為人主觀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

    3.在案證據無法證明行為人的獲利金額

    4.在案證據不能證明銀行卡的交易細節、流向用途和造成后果

    5.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提供的銀行卡內詐騙資金的支付結算金額

    6.行為人幫助辦理的對公賬戶未查詢到涉案資金,無法確認被幫助對象是否實施犯罪行為

    7.行為人是否存在主觀明知不明確,且無證據證明涉案數額達到構罪標準

    8.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行為

    9.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提供的銀行卡是用于為犯罪提供支付結算幫助或者用于信息網絡犯罪

    10.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客觀上也沒有實施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行為

    11.上游犯罪金額未查實,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12.未查實上游犯罪是否成立,也無法查明幫助結算或者洗錢的金額

    13.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

    14.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實施的行為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15.檢察院認為行為人不構成犯罪的其他情形

    具體案例如下:

    1.在案證據為言詞證據,無其他實物證據與之印證,無法證實行為人主觀上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或者客觀上實施了幫助行為。

    案例:張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東檢刑檢刑不訴〔2021〕Z1500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且沒有再次退回補充偵查必要,本院仍然認為南昌市公安局東湖分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張某某在公安機關共有三份關于涉案事實的訊問筆錄,只有第一次的筆錄中稱對于接碼平臺通過其發送驗證碼注冊的賬戶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是一種放任的態度;諶某某在公安機關共有五份關于涉案事實的訊問筆錄,均沒有關于主觀明知方面的供述。在本院審查期間,二人均表示不知道通過其發送驗證碼注冊的賬戶會被犯罪分子實施信息網絡違法犯罪,接碼平臺向他們保證不會用于違法犯罪。目前接碼平臺“尚一品”相關人員已經被判決,但判決書未涉及到本案二犯罪嫌疑人。因此,對于二人在主觀上明知或者應當明知接碼平臺對通過二人發送驗證碼注冊的賬戶實施信息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張某某的供述前后矛盾,諶某某沒有相關有罪供述,且無其他證據予以證實。認定張某某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2.在案證據不能證實行為人為電信詐騙犯罪提供幫助的支付結算金額達到20萬以上,也不能證明行為人主觀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

    案例:丁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漾檢刑不訴〔2021〕10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本院認為,在案證據不能證實丁某某為電信詐騙犯罪提供幫助的支付結算金額達到二十萬元以上,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明知系他人實施犯罪而為其提供幫助的在案證據不足。故被不起訴人丁某某不符合起訴條件。

    3.在案證據無法證明行為人的獲利金額。

    案例:董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案
    案號:大檢二部刑不訴〔2021〕Z23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調查,本案改變定性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依據現有證據,本院仍然認為大理市公安局認定董某某獲利金額不清,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4.在案證據不能證明銀行卡的交易細節、流向用途和造成后果。

    案例:鄭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葫連檢二部刑不訴〔2021〕4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然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對于該卡交易細節、流向用途和造成后果不清,不符合起訴條件。

    5.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提供的銀行卡內詐騙資金的支付結算金額。

    案例:和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寧檢刑不訴〔2021〕42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然認為寧蒗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根據現有證據無法確定被不起訴人和某某甲提供的銀行卡(62166027000********)內詐騙資金的支付結算金額,其犯罪事實證據存疑,不符合起訴條件。

    6.行為人幫助辦理的對公賬戶未查詢到涉案資金,無法確認被幫助對象是否實施犯罪行為。

    案例:李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光檢刑不訴〔2021〕26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然認為光山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由于李某某幫助辦理的對公賬戶未查詢到涉案資金,無法確認被幫助對象是否實施犯罪行為,當前證據不符合起訴條件。

    7.行為人是否存在主觀明知不明確,且無證據證明涉案數額達到構罪標準。

    案例:張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臨檢一部刑不訴(2021)37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然認為臨湘市公安局本案證據不足。主觀上,張某某被騙時,姚某某是否知道設備用于詐騙不明確;客觀上,證實被不起訴人姚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涉案數額達到構罪標準的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8.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行為。

    案例:盧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贛康檢刑不訴〔2021〕70號

    不起訴理由:本院認為,南康區公安局起訴意見書認定盧某提供寬帶IP租賃服務被犯罪分子利用,導致多起案件發生,但僅在偵查報告中說明涉電信詐騙的QQ、微信賬戶曾使用盧某出租的寬帶賬戶撥號上網,移送的證據僅能證實盧某將自己開通的寬帶租賃給有關具有資質的公司,并未移送任何證據證實盧某通過出租寬帶賬戶的方式給他人利用網絡實施犯罪提供了技術支持等幫助,現有證據無法證實盧某有幫助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犯罪事實。依照《刑訴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盧某不起訴。

    9.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提供的銀行卡是用于為犯罪提供支付結算幫助或者用于信息網絡犯罪。

    案例:洪某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
    案號:臺椒檢刑不訴〔2022〕35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然認為臺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認定的洪某某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法查實洪某某提供的銀行卡是用于實施信息網絡犯罪,不符合起訴條件。

    10.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客觀上也沒有實施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行為。

    案例:張某乙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鄂孝安檢刑不訴〔2021〕17號

    不起訴理由:本院認為,被不起訴人張某乙主觀上沒有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犯罪故意,客觀上沒有幫助他人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犯罪行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

    11.上游犯罪金額未查實,案件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案例:金某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
    案號:臺溫檢刑不訴〔2021〕20120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現有證據證實被不起訴人金某某利用“拼多多”店鋪為網絡犯罪活動支付結算,但上游犯罪金額未查實,本案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12.未查實上游犯罪是否成立,也無法查明幫助結算或者洗錢的金額。

    案例:鄭某某詐騙、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
    案號:寧檢一部刑不訴〔2021〕11號

    不起訴理由: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認為寧遠縣公安局認定被不起訴人鄭某某涉嫌詐騙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不起訴人鄭某某詐騙他人財物的金額沒有查清,幫助“洗錢”的上游是否為網絡犯罪、幫助“洗錢”的金額和獲利情況沒有查清,不符合起訴條件。

    13.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提供幫助。

    案例:房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黑安檢一部刑不訴〔2021〕Z33號

    不起訴理由:本院認為,房某某的上述行為,主觀上沒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故意,張某某向房某某明確交代收手機卡用于電商注冊APP網絡游戲使用。房某某雖然也猜測可能用于違法犯罪,但只是一種猜測。由于張某某已經到案,張某某供述自己告知房某某就是用于電商注冊APP網絡游戲, APP注冊網絡游戲并不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因此認定不了房某某主觀上有幫助網絡信息犯罪活動罪的故意。依照《刑訴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房某某不起訴。

    14.在案證據不能證明行為人實施的行為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案例:吳某甲、吳某乙、吳某丙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永檢刑一刑不訴〔2021〕Z1號

    不起訴理由:本院認為,三名被不起訴人在農行、工行、建行辦理銀行卡、網銀盾、電話卡,交給“老謝”、“小偉”使用??梢岳斫鉃椤皟筛摺标P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十一條第(三)項“方式明顯異?!睘槊髦?。但是該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為他人犯罪提供幫助情節嚴重第一款共七項,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三名被不起訴人有支付結算行為或者違法所得達到10000元以上。被不起訴人吳某甲、吳某乙、吳某丙的行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二高《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之規定。經本院審查并兩次退回補充偵查,仍然認為永和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15.檢察院認為行為人不構成犯罪的其他情形。

    案例1:史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 余檢一部刑不訴〔2021〕Z107號

    不起訴理由:2019年,史某明知史某福(已判刑)需要銀行卡用于網絡賭博過賬,應史某福要求將自己辦理的一張手機卡(卡號不詳),銀行卡(卡號為62284117745********)和U盾交給史某福使用,史某福買了一包香煙給史某某。2019年9月24日至2020年3月31日,史某某的尾號為4673的農業銀行卡共進賬215210.11元,其中宣某、范某席、張某、黃某梓、劉某被人以刷單方式詐騙而轉存40440元到該卡中。本院認為,史某某的上述行為,不構成犯罪。

    案例2:朱某委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
    案號:安檢刑不訴〔2021〕5號

    不起訴理由:2019年8月,朱某委將自己的尾號為6271的農行卡、U盾、手機卡給史某福(已判)用于網絡賭博。2019年11月14日至15日,該卡共接收轉賬255597.4元。其中,蘭某燦、秦某燕被人詐騙而向該卡分別轉入10000元。本院認為,朱某委的上述行為,不構成犯罪。

    結 語

    當前,幫信罪起訴人數過高,但酌定不起訴率卻極低。司法機關在積極立法觀的影響下,有必要從法益侵害性角度進行實質解釋,對此應予參照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司法實踐,對于自愿認罪認罰,初犯、偶犯,支付結算金額未超出立案標準2倍以上、售卡數量剛夠追訴標準、未實際獲取利益的當事人,或者積極退贓的,完全可以考慮作出酌定不起訴決定。

    [1] 張明楷:《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2期《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2] 李勇:幫信罪的六大疑難問題解析

    作者:程虎,澤大刑事訴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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